3月6日晚，新华社天津分社给我送来一封急信，信封落款是“李蕴辉”。我预感到可能有不幸的信息，因蕴辉同志的丈夫莫艾长期卧病。我急忙打开信封，使我惊奇的竟是莫艾亲笔书写的他本人死亡的“通知”。信的全文如下：
- 老社长莫艾
石坚同志：
我已于公元2003年2月7日11点03分离开我们共同相处过的这个大千世界。死是人生的归宿，是人生的正常过程。我的家属根据我的预嘱，摒弃一切世俗的安排，所以没有把我的死讯通知你们，请能见谅。生前多蒙关照，顺表谢忱！
莫艾预写于1988年10月15日
（死亡日期是我让家属具实填写的）
和这封信同时寄来的还有莫艾亲笔写的遗嘱，全文如下：
人有生则有死。生和死都是客观法则。就人类来说，生是死的更新；就个人来说，死是生的归宿，更是对我的彻底解放。因此，我死之后，遗体即交医院解剖，供医学研究之用；有用的器官，可立即取出，由医院无偿分配给需用的病人；剩余的无用部分，可和其他动物解剖后的遗骸一样，投入焚尸器内焚化肥田。我的家属应善体我意，毋作无益的世俗悲痛，更不要举行任何悼念仪式，也不要留骨灰、发讣告、写通知，更不要登报。亲友中如来电来函询问，可按我生前所写的通知填写死亡的时间后复。对我的儿孙家属：寄以下希望：
1、善事尔母。她年事已高，在世之日无多，凡事不要惹她心烦，让她安度晚年。
2、努力工作学习，做一个不受势利污染的正直的人，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人，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的人。你们中的共产党员，要始终不渝地履行你们入党时的誓言，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也就瞑目满意了。
3、教育好后代，以德智体“三育”培育他们，要求他们。德以立身，智是人类继往开来的基础，再加上健康的体魄。这就尽到你们的责任。
4、遗嘱立于1988年10月15日。这天，我身体比较健康，神智非常清晰，精神也很愉快。这份遗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经过我的深思熟虑之后写的。
莫艾（戴厚明）亲笔书
1988年10月15日 1990年12月24日，此遗嘱给我的儿子戴晓明、戴晓安阅看，他俩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我的上述意见，并按此执行。
- 在云南边境，遥观南国风采。高山上的石碑是国家边界址。
信中附有莫艾给友谊医院院长写的一信，对他的遗体处理办法作了详细说明，并订立一份有公证人参与的、具有法定效应的文书，让医院“持之有据，也使我将来死得其安”。
我拿着信和《遗嘱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莫艾同志如此坦然视死如归，生前对身后事的具体安排，充分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宽阔胸怀，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。
莫艾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新闻界前辈，早在1939年就担任了上海《国际日报》的记者。同年，到重庆任《时事新报》助理编辑，并兼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干事。1941年，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任记者。他采写的《劳动英雄吴满有》、《女劳动英雄马杏儿》以及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先进事迹等报道，对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和合作社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受到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表扬。毛主席还亲切接见了他。
- 赴滇西铜矿摄于万山环绕的途中。
1954年，莫艾到新华社天津分社任社长。这位曾在延安工作的老记者一到天津，就带来了一股清风，就是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。他首先对分社记者做了家访，了解每个人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和家庭情况，并和记者本人及其家属推心置腹地交谈。同志们都感到他态度和蔼，平易近人，像老大哥一样亲切。在工作中，他以身作则，带头深入实际、深入群众。他不会骑自行车，便乘公共汽车或步行到工厂、农村、工地去采访。为写好一篇稿子，或者帮记者改好一篇稿子，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他到分社之初，仅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作办公室兼卧室，和全楼住户共用一个厕所，与同志们一起在食堂吃大锅饭。后来，他和副社长艾长青一起，向市委办公厅要了一所办公楼，条件稍好一些，但仍同艾长青和我三人挤在一间屋里办公。他经常对我们说，这条件比延安时期好百倍。记者没有办公室，同样可以写好稿。战争年代，战壕就是办公室，两个膝盖就是办公桌；和平时期，记者的办公室就在工厂、农村、学校、工地。他还常常说，条件太好，反而会影响记者到第一线采访。分社记者纷纷以莫艾为榜样，深入到基层采写了不少好稿，受到市委和总社的表扬。
莫艾非常重视记者的学习。他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，学习新闻业务。当有同志认为新华社三五百字的短新闻很容易写，他却一再告诉大家，短而好的新闻更难写。他组织记者开展练笔运动，使大家认识到新闻写作是一门艺术，需要下苦功才能掌握它的规律，从而在写作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。
大胆培养、提拔青年，是莫艾一大优点。在他精心培育下，记者们政治上逐渐成熟，业务上不断提高。后来有的记者担任了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、香港分社总编辑，香港《大公报》编委，新华总社著名的高级记者，和莫艾言传身教不无关系。我个人更有切身体会。30岁出头，莫艾就向市委、总社推荐我担任了分社副社长。
莫艾同志把自己的一生，奉献给党的新闻事业，最后又把遗体献给人民。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的精神，特别是他始终保持和发扬延安作风，给我们新闻界同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他正确的生死观和移风易俗处理后事，也值得我们离退休的老同志学习。